打来的地盘

距离一次鸦片战争20年后，大清还是这样的，有海无防，太容易打了。一下就上来了，攻占广州。占领广州后，第二站定海，第三站就直奔天津，终站北京，路线跟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模一样，特快。

英法联军每隔十分钟向广州开炮一次，炫耀武力，叶总督拒不跟洋人谈判。他的政策被后人总结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叶总督的方式似乎比较符合退失度，既怕挨打又想维护风度的咸丰爷的作风。洋人打来，叶名琛请示朝廷怎么办，咸丰皇帝圣谕：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就是不能跟洋人打仗。皇帝告诉叶总督上不可辱国，下不可开战事。叶名琛就傻了，皇上这算什么主意？不辱国就得打仗，不打仗就得辱国，他也不知这个怎么办，求吕宾显灵吧，亭里挂着吕大仙的画像，吕祖显灵保佑我打退英法，直到英法联军攻广州，叶名琛被俘，押走上船。上船的时候，叶总督心情很放松，特别兴。翎打扮得跟上朝似的，随从以手指海，示意他自尽以全臣节。等船开了叶大人发话了，我要到英国面见英王，与她当面论理，给她上课去。我打不过她，还说不过她吗？两榜士，两广总督，中国差不多最有学问的人，就这样认识世界，没学问的中国人也不想知世界是怎样。叶名琛被侵略军俘虏，解往印度加尔各答，辗转离，不异乡粟米绝而亡。这位清末的官吏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会亡海外，客死他乡。

第四是外国人在中国游历经商传教。最起码人家可以踏遍你的山山，搞间谍活动很方便。最后还得赔款。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从大沽炮台撤兵。1860年，联军再战天津，北京，所为何事？咸丰帝一直对于英法侵略者自行退去抱有幻想。《天津条约》满足了英法联军的要求，但对于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等条款一直没有答应。朝廷调名将蒙古僧格林沁亲王同英法联军作战。蒙古骑兵在战斗中表现得异常勇敢，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多次冲向敌军阵营行英勇的战斗。敌军官吉拉尔在《法兰西和中国》中对清军的英勇作战了详细的描述：光荣应该属于这些好斗之士，确实应该属于他们！没有害怕，也不怨言，他们甘愿为了大家的安全而慷慨地洒下自己的鲜血。这牺牲神

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英国政府于1857年3月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中国；同时向法国政府提联合兵的要求。法国为了换取英国支持它在越南获得的利益，便接受英国建议，派葛罗为全权代表，以“神甫事件”为借，与英国联合兵。所谓“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赖违法中国内地活动，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被死一案。

条约第二是开放十个通商岸，这十个通商岸已经遍及中国沿海长江中下游。

第三，外国舰船长江，破坏了中国内河主权。领海早就已经破坏过一回了，又破坏了中国的内河的主权，内河绝对不能对外开放，国军舰有访问上海的，访问湛江、青岛都可以，什么时候见过国军舰访问武汉？长江万吨都能去，一般驱逐舰当然可以去，但我们不会邀请国军舰访问武汉，内河绝对不对外开放的，但当时都开了。

1858年英法联军夺取大沽炮台，占领天津。俄两国公使也随同到达天津白河外。皇上派人议和，英法俄四国迫朝廷签订了《天津条约》，内容第一条，允许外国公使驻北京。公使驻北京是符合国际法的，但是就这一条是皇帝最不能接受。我宁可多开几个岸，多赔一钱，这个公使京绝对不允许，我不能面见外夷。外夷见我不下跪，这绝对不行。后来，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中国大概第一个见洋人公使的是同治皇帝，在中南海紫光阁。紫光阁是专门接见越南朝鲜这些藩属国的地方，洋人也不知，傻呆呆地来了，见本国君主是三鞠躬，见大清君主是五鞠躬。大清直至1875年，才开始向外派使节，第一个使英国的是郭嵩焘，也算礼尚往来了。

抓捕了一名海盗，也是中国人。这本是中国的家事，与英国人无关。只是这艘船为走私方便，在香港的英国政府注册，挂上了英国国旗。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中国兵勇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歉。广东巡抚叶名琛最初据理力争，但很快就妥协退让，将全人犯送到英领事馆听人置。夏礼为一步扩大事态，百般挑剔，拒不接受。10月23日，英舰突然闯虎门海，攻珠江沿岸炮台，悍然挑起侵略战争。接着，英军炮轰广州城，并一度攻内城。当地军民英勇抵抗，英军因兵力不足，被迫于1857年1月退珠江内河，等待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