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说是勋不忠心，但我不认为他的施政理念完全正确，希望陛下您能够明见我的忠诚，睁大睛瞧瞧是勋究竟了些什么，好寻找机会“拨反正”，使国家制真正走上康庄大。

帝制度，大广臣权而侵君柄，裁削内廷而实外朝，混社稷以媚功臣，臣窃以为不可。人心无可测也，君但见所行，不妄度人心，臣不敢云令公为不忠矣，然其所行实有亏也，乃斗胆以谏陛下。若使外朝势盛，则汉惠受制诸吕，汉文委政周、陈，汉武恚怒窦、田，其事或当见于吾魏，则陛下绍继先帝之业，成辉宏大志，为万世所尊慕者，难矣哉！”

曹髦沉良久，微微：“卿所言亦似有理，然则当如何耶？即收外朝之权归之内廷耶？”崔琰说您绝不可心急，急必生变——“昔霍光之废昌邑，昌邑果失耶？其世即多有疑霍光专权陷主者。臣亦不敢云霍光不忠，唯昌邑急，才未央便大用私人，光恐政，故乃放之。‘治大国若烹小鲜’，若骤更制度，人心必，人心则新政不行，新政不行则群臣疑主，国焉得治？当觅良机，徐徐侵削外朝之权，以归政陛下，自然群臣不怨——则是令公便为霍光，安可得耶？”

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其最政治理想就是君王垂拱而治，贤臣实理国家。其实所谓的“虚君”思想很早就已经萌芽了。因为君王主要是社稷的象征，故此代代相传，父死继或者兄终弟及，你保不准会养什么奇葩来，若是君权过大，一旦个昏君。士大夫想要救国都搭不上手去——暴君更惨，士大夫也将如同平民百姓一般朝不保夕矣。而臣僚大多是非世袭的，只要机构稳定，运转正常，自然能够涤浊扬清，把贤人拱上位，如此国家便可安泰。

说到这里，匆忙又补上一句：“霍光非敢妄行，实受田延年怂恿也。即是令公无擅权心，群僚中得无一二田延年乎？”

果然曹髦因此信崔琰之语，所以今天是勋一提要再扩大中书台的规模，就不由得他不愣神儿了——曹髦心说我还想逐步削弱外朝权柄呢，你倒好，还打算扩充自家班…这可不成，朕决不能答应！(未完待续。)

崔琰补充这一句，是为了表明自己绝非猜忌是勋之用心，没暗示他跟霍光似的，既有废主之力，也有废主之意。但若陛下您真的因为之过急，夺权不成反而政，到时候群臣尽皆离心，说不定就会有人仿效田延年一般来啦，到时候是勋不为霍光而不可得矣！

再说了，崔琰如今在内廷，他当然希望自己这个秘书监掌握实权，而不仅仅只是君主和中书台之间的传声筒啦。

所以才长篇大论地劝谏曹髦，说是勋制定的那一制度本上就有差误，长期运行，对国家绝无好。陛下您如今年纪还轻，只能放任臣们掌控国家，可你终究是要成年的啊，一旦亲政，结果发现自己手权力已经被瓜分得七零八碎了，到时候你能够忍么？

只是倘若人人都能明确自己的位置，无人叛逆自阶级或者阶层，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纷争和动了。崔琰同样是士大夫，但他的观就与是勋截然不同——从某意义上来说，他是自阶层的叛逆者——因为儒家讲究君臣父。天然有序，那么居位者自当掌权，居下位者只该遵令执行，也便顺理成章。合着不能老爹光主祭祀，表面尊崇，其实儿们都不听他的话呀，那家族还能理得好吗？同理，若君主无权，移之于下，那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导啊，各说各话，国家还能治理得好吗？

崔季珪确实聪明，他知必须先把自己的态度摆正，要是让曹髦疑心自己是因为私怨而特意诽谤是勋，那此前的说辞都将化为，皇帝再也不会相信自己啦。

史书记载，昌邑王刘贺政，霍光也拿他没招，只是满腔忧愤而已。大司农田延年却站来挑唆霍光，说：“将军为国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然后又拿伊尹放太甲于桐的前例来说事儿。霍光这才召集百僚商议，提废黜刘贺，大家伙儿全都惊了，还没人表态呢，田延年又来了，而且“离席剑”，故意责难霍光，说你受先帝重托，难就睁睁地瞧着皇帝胡作非为吗？“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并且威胁：“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

所以说是勋如崔琰所言“大广臣权而侵君柄，裁削内廷而实外朝”，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故而新定制度，就连陈群那彻底的保守派，都只在枝节问题上跟他起龃龉。大方向上并无异言。对于官僚士大夫来说，内廷那些都不是官。非自家同类也，只是君主的私人，而一旦内廷权重，君主用私人用顺手了，那什么外戚、宦官都会骤登位，东汉朝因此而败。这教训还不够刻吗？

当然啦，一旦官僚机构儿问题，士大夫们往往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推举贤人。而是请君主仲裁，就基于这么儿传统惰，他们也不会真愿意搞“虚君”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