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集中力来完善《劝学篇》，在短时间内几度修改书稿，并且让谭钟麟就书稿中的问题行修正，忙活了半个多月，总算在新年到来之前整理完毕最终定稿。《劝学篇》还是谭延闿一次倾注了几乎全的力来完成的书稿，虽然耗费时间比较短，但是却让他非常辛苦，待到谭钟麟最终敲定后，他浑上下几乎被了最后一丝力气，都有些发飘了。

谭钟麟把他所知的关于冯桂芬的事情都给谭延闿介绍了一遍，同时也说明了去年他支持谭延闿建立翻译科的最初动机便是因为冯桂芬也从事过这吃，借助李鸿章和曾国藩来开设外语学院，并且还试图量翻译外国科技书籍。这还是谭延闿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存在，看到老这么推崇冯桂芬，他心中对这个人也是颇为好奇，不过可惜的是在二十多年前他们之间就已经失去了联系，至于冯桂芬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不过谭钟麟也非常坦言：既然他要想重新树立“中西用”这杆大旗，就必须现在学术上站稳脚跟，但是若想在这个领域真正立足的话，那路将会更加漫长…不要重走冯桂芬的老路，在学术上有建树之外，也必须努力去实现它，不要得到现在还有几个人能够知这“中西用”是冯桂芬最先提来的？！（对于“中西用”的最先起源，戒念也曾翻阅了很多资料，早先在林则徐时代的魏源也曾提过类似的主张，不过相对于冯桂芬来说，显然差了很多，所以在本书中这一思想的起源便安在了冯桂芬的上，不要太过计较，谢谢！）

既然他写了《劝学篇》就必须把“中西用”来阐述的非常详尽，不要去冯桂芬，开创了一个新的概念却没有执行到底，平白为人嫁衣。

完善《劝学篇》对于谭延闿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事实上他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写来，只是这本书稿原计划便是打边球，这个技术难度比较，特别的话题他也不敢太过。历史上张之的《劝学篇》是在维新变法的大背景下刊印发行的，那个时候张之虽然作为一名开明的级官吏，但是对于维新派的主张不是很冒，《劝学篇》在某意义上是在攻击维新派的政治主张，要不然对张之颇有好的梁启超也不会攻击《劝学篇》了。

冯桂芬没有像谭钟麟这样走上非常显赫的官场之路，但是他的才智给谭钟麟留下了刻的影响。看到儿现在所写的《劝学篇》，这倒是让老回忆起了三十年前的同僚，可惜依附于人也要看主的作为，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他们的气魄和才都已经是那个时代的最端了，但是对于冯桂芬的一些建议他们也是非常有取舍的。

经过和谭钟麟这番长谈，谭延闿才知“中西用”这个词居然有这么复杂的渊源，想到后世的教科书上于此有关的不过是张之一人。来到这个时代后才知“中西用”居然已经被叫了三十多年了，而张之才是集大成者。想到谭钟麟最后的建议，他也不得不佩服老的远见…张之正是有了这个学术上的功底，并且在执政上也是以此为目标而去奋斗，因而在百年以后的后世依然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对于那段历史，谭延闿也只知这么多，放在现在的背景下，只要他对书中的言论谨慎些也不会现什么大问题。谭钟麟要求他完善《劝学篇》这个比较好办，老也非常合他，他需要知的一些掌故只要是老知的都无不细说清楚，并且联带就近几十年来的一些历史事件阐述了官场上斗争的背景，就连谭延闿非常熟知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的背后官僚势力倾轧也说的非常详尽，这给了谭延闿以大量的资料支持，也使得他在完善《劝学篇》的时候有了更加明晰的准绳界限。

谭钟麟在1856年会试中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在翰林院认识的冯桂芬，而冯桂芬的《校芬庐抗议》就是数年后在上海完成的，后来冯桂芬就了曾国藩的幕府，也曾李鸿章的幕府当幕僚。因为在那一时期谭钟麟也恰巧任江南监察御史、杭州知府等职，冯桂芬的作为他倒是非常清楚。据谭钟麟的回忆，曾国藩和李鸿章引蒸汽机和后来的西式武弹药生产计划都受到了冯桂芬的影响，而李鸿章在上海和广东最早建立的外语学校也是自冯桂芬的手笔。

《劝学篇》的书稿已经完成，剩下来的事情就是老来作了，谭钟麟之所以对《劝学篇》倾注了这么大的力，也是为了谭延闿的未来好…谭延闿虽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