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年，高宗谕大学士、户部曰：“迩来常平仓额日增，有碍民食，嗣后应以雍正年间旧额为准。”寻议云南不近水次，陕、甘兼备军务，向无定额，请以现额为准。云南七十万石，西安二百七十万石，甘肃三百七十万石，各有奇。又福建环山带海，商运不通，广东岭海交错，产穀无几，贵州不通舟楫，积贮均宜充裕，以现额为准，福建二百五十馀万石，广东二百九十馀万石，贵州五十万石。其馀照雍正年间旧额：直隶二百一十万石，奉天百二十万石，山东二百九十万石，山西百三十万石，河南二百三十万石，江苏百五十万石，安徽百八十万石，江西百三十万石，浙江二百八十万石，湖北五十万石，湖南七十万石，四川百万石，广西二十万石，各有奇，通计十九省贮穀三千三百七十馀万石，较旧额四千四百馀万石，应减贮千四百馀万石。自是各省或额缺不补。二十三年，特谕采买还仓。三十一年，各省奏销，报实存穀数，惟江西、河南、广东与十三年定额相同。其视旧额增多者：湖南百四十三万石，山西二百三十万石，四川百八十五万石，广西百八十三万石，云南、贵州皆八十馀万石。而浙江视旧额减少二百二十万石，奉天减少百万，甘肃减少百四十万；其直隶、江苏、安徽、福建、湖北、山东、陕西或减二十万、或减五六十万。盖聚之难而耗之易如此。

嘉庆初，仁宗屡下买补之令。四年，谕曰：“国家设立常平仓，若不照额存储，仅将穀价贮库，猝遇需米之时，岂银所能济用？”命各省采买还仓。十七年，户部浙江司所存常平仓穀数凡三千三百五十万八千五百七十五石有奇，去乾隆中定额犹不远。至道光十一年，副都御史刘重麟、御史卞士云先后疏言，各直省州县于常平仓大率有价无穀，其价又不免侵用。帝命各督抚严覈究治。然据十五年户部奏，查各省常平仓穀实数，仍止二千四百馀万石，又非嘉庆时可比，况咸丰间天下崩乱之日乎。同治三年谕：“近来军务繁兴，寇盗蜂起，所至地方辄以粮尽被陷，其故由各州县恣意侵挪，遇变无所依赖。嗣后各省常平仓，责成督抚认真整顿。”迨光绪初，直隶、河南、陕西、山西迭遭旱灾，饥民死者日近万人。四年，给事中崔穆之，八年，御史邬纯嘏，复先后请筹办仓穀，于是各督抚始稍加意焉。

其社义各仓，起于康熙十八年。户部题准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公举本乡之人，出陈易新。春日借贷，秋收偿还，每石取息一斗，岁底州县将数目呈详上司报部。六十年，奉差山西左都御史硃轼奏请山西建立社仓，谕曰：“从前李光地以社仓具奏，朕谕言易行难。行之数年，果无成效。张伯行亦奏称社仓之益，朕令伊暂行永平地方，其有效与否，至今未奏。凡建设社仓，务须选择地方敦实之人董率其事。此人并非官吏，借出之米，还补时遣何人催纳？即丰收之年，尚难还补，何况歉岁？其初将众人米穀扣出收贮，无人看守，及米石缺空，势必令司其事者赔偿，是空将众人之米弃于无用，而司事者无故为人破产赔偿也。社仓之法，仅可小邑乡村，若由官吏施行，于民无益。今硃轼复以此为请，即令伊久住山西，鼓励试行。”雍正二年，谕湖广总督杨宗仁、湖北巡抚纳齐喀、湖南巡抚魏廷珍等：“前命建社仓，本为民计。劝捐须俟年丰，如值歉岁，即予展限。一切条约，有司勿预，庶不使社仓顿成官仓。今乃令各州县应输正赋一两者，加纳社仓穀一石。闻楚省穀石现价四五钱不等，是何异于一两正赋外加收四五钱火耗耶？”寻议定：凡州县官止任稽查，其劝奖捐输之法，自花红递加扁额以至八品冠带。如正副社长管理十年无过，亦以八品冠带给之。其收息之法，凡借本穀一石，冬间收息二斗。小歉减半，大歉全免，祗收本穀。至十年后，息倍于本，祗以加一行息。

三年，从江苏巡抚何天培请，止颁行社仓五事：一，赈贷均预造排门册存案；一，正副社长外，再举一殷实者总司其事；一，州县官不许干预出纳；一，所需纸笔，必劝募乐输，或官拨罚项充用；一，积穀既多，应于夏秋之交，减价平粜，秋收后照时价买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