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的一层忧郁，我几乎可以看到他肩上的沉沉重担。什么压着他？那分难以卸的情吗？“我不相信你正站在悬崖的边缘。”我说。“你应该是个有决断力，而能支自己生命的男人。”

“你看得很多，一定的。”我说：“我不想写别人不懂的东西，文字是表达思想的工，假如我写来的东西只有我自己懂，那么连起码的表达思想都没到，我还写什么呢？所以，我宁愿我的小说平易近人，而不要艰涩难懂，我不知为什么目前许多青年要新，新得连自己也不了解，这岂不失去写作的意义？”韦白坐正了，他睛里有一丝兴趣的光。

“你否定了文艺批评，”我说：“我以为这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读者去选择他们的读。”

“我希望我是清醒的，”我说：“你认为…真正的好作品是曲和寡的吗？”他思了一会儿。“我不认为白居易的诗比黄的坏，但白居易的诗是村妪老妇都能看懂的，后者的诗却很少有人看得懂。《红楼梦》脍炙人，没人敢说它不好，但它也相当通俗。不过，格调而欣赏的人少，这也是实情，所以，文艺是没有一把标准尺可以量的，惟一能评定一本作品的价值的，不是读者，也不是文艺批评家，而是时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就是好作品。坏的作品，不用人攻击谩骂，时间自然会淘汰它。为一个作家，不必去别人的批评和攻击，只要能忠于自己，能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任就行了。”

我有些困惑。“我并不完全同意你，韦校长。”

“写些什么？”他淡淡的问，不很心的样。“现在写作很时髦，尤其，你可以写些意识的东西，把文字反复组合，得难懂一，奇怪一，再多几次重复就行了。”

“我想，不过我写不来。”

我噗哧一声笑了来，谈写作使我兴。

“这在于你自

“没有人能完全支自己的生命。”他幽幽的说，用一草拨着湖，搅起了一湖的涟漪。“最聪明的人是最糊涂的人。”这是一句什么话？我把下放在膝上，困惑的看着我面前这个男人，他那沉的表情，成熟的思想，以及忧郁的神，都引起我内心一难言而特殊的情。他会掌握不住自己的方向盘吗？他着一个比他小二十几岁的女孩吗？他无法向女孩的父母开吗？他为这个而痛苦憔悴吗？我瞪视着他，是的，他相当憔悴，那痛苦的神里有着烧灼般的情，这使我心中酸酸楚楚的绞动起来。

“你想写作？”他问：“我好像听凌风谈过。”

“你知症结所在吗？咏薇？”他静静的说：“现在许多青年都很苦闷，路问题、婚姻问题、升学问题…使很多青年徨挣扎，而有迷失的心情，于是，这一代就成为迷失的一代。有些青年是真的迷失，有些为了要迷失而迷失，结果，文学作品也急于表现这迷失，最后就真的迷失得毫无方向。”他微笑的望着我，诚恳的说：“假如你真想致力于写作，希望你不迷失，清清醒醒的睁开睛，你才能认清这个世界。”

他望着我，忽然恢复了意识。

“我并不否定文艺批评，”韦白笑笑，认真的说：“但是，当一个文艺批评家非常难，首先要有度的文艺欣赏能力，其次要客观而没有偏见，前者还容易，要到后者就不太简单，那么，有偏见的文艺批评怎会帮助读者？何况，这是一个充满戾气的时代，许多人由于苦闷而想骂人，很多就借文艺批评来达到骂人的目的，徒然混淆了读者的看法，得本无从选择。读者不知选择哪一位作者？作者也不知选择什么写作方向？这样，文艺批评就完全失去了价值。读者通常都会去选择他所喜的作家和读，他能接受多少是他自己的问题，并不需要人帮助。”

“为什么用这光看我？”他温柔的说。“你在想些什么？又在研究我吗？”“是的，”我：“你们都那么奇怪，那么…难读。”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他，曾经讨论每个人都是一本难读的书。

“我是说我们台湾的文艺批评很难建立，在我看来，文艺批评只能说是批评家对某篇文章的看法而已，可供读者作参考，不能作准绳。”我比较了解他一些了，用手支着颐，我说：“你认为写作时该把人赤棵的写来吗？”